社會漸漸朝著三年前的常態在恢復,大學也是,親近校園讓人充滿期待。隨著疫情形勢的變化,一些封閉許久的高校陸續打開大門,向外界“有序開放”。
據媒體報道,近期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、武漢大學等多所高校宣布恢復校友出入校權限,部分高校還允許家長和校外人員申請入校。
這種“有序開放”的漸進謹慎可以理解,畢竟大學人員高度集中,大學無小事,維護教學秩序對安全和安靜有較高的要求,須在試探中恢復。
不少人在討論“大學校園應不應該開放”的問題,這其實是一個無須討論的偽問題,校園開放早已成為共識和常態,開放是必然的。對于長時段的社會常態,疫情只是“過客”,它帶來的隔斷只是“例外狀態”,這種“例外狀態”應隨著疫情的結束而結束,回到大學應有的開放狀態。
對于大學生來說,他們對開放的需求是剛性的,社交、實踐、外賣、旅游、找工作、互享優質課程資源,等等,三年疫情中那些被隔斷所壓抑的“非必要”需要得到自由舒展。
老師的生活、科研、交流,大學與社會的合作,公眾對親近大學的需求,這些需要都很剛性。大學精神里本身就自帶著開放的基因,它的安靜,不是與世隔斷、拒外人于圍墻之外的安靜,而是開放中冷板凳上靜心做學問的安靜。
前不久,北京大學的戴錦華教授在一個專訪中提到:我原來非常錯誤地同情孩子們,覺得他們被迫待在家里,被迫在上網課,會有多么痛苦。后來很多家長跟我說,孩子不希望復課,不想走出家門,甚至恐懼走出家門,去真切地和他人“肉身”相遇。
這種封閉的心境,需要開放去療愈,需要將那些被壓縮、被封存的“非必要”釋放出來,“坐兩個小時昏昏欲睡的校車,去牽另一半的手”。
大學校園當然應該開放,如果對外開放之后出了什么“問題”,也不是開放帶來的問題,而是管理不善帶來的問題。隔斷只是疫情帶來的“例外狀態”,大學千萬不能形成對封閉隔斷的依賴,享受“封閉管理”帶來的管理便利,而不顧開放需求。
是的,封閉和隔斷,也許能減少一些管理成本,師生員工身份單一,進出審批,方便管理者。但隔斷帶來的種種不便和心理問題,對科研、交流、實踐帶來的障礙,不容忽視。
“管理方便”不能凌駕于開放之上,大學應該適應開放帶來的種種難度,在開放中倒逼精細管理能力的提升。
不過我更覺得,對于大學校園的開放,不只是大學管理者的問題,也與公眾態度有關。大學與公眾,就像鄰里關系,大學校園的門怎么開,開多大,開到什么程度,取決于大學與公眾的信任和友好程度。大學的開放程度,是大學和作為“鄰里”的公眾協商式開放的產物。
比如發達國家那些開放程度比較高的大學校園,往往都跟所在地區和社區有著非常好的融和程度,大學在社區里,社區在大學里,有著很親近友好的鄰里關系。大學跟所在的社區一樣古老,社區因大學而出名,居民到大學跑步,到圖書館看書,帶孩子散步,甚至坐到教室后排旁聽課程,保持著對大學教學秩序的充分敬畏,絕不會干擾教學環境。
人們走在校園里不會大聲喧嘩,不會當成景點那樣去“消費”,商業化也有意識地與校園保持距離。一個地方治安狀況越好,居民文明程度越高,大學也更愿意開放自身的資源,與社區互相成就。
這就是我說的“大學和公眾的友好度”,校園開放不只是大學的事,也是公眾所要努力的事,表現出對大學校園的友好:尊重大學作為教學單位的安靜,維護其科研秩序,不能用商業化和娛樂化干擾、消費大學校園。
這里是學生求知的圣地,不是旅游景點,不是滿足“到名校逛一圈曬視頻到此一游”的打卡地,不是拿到朋友圈炫耀的名校“背景”,不是社交媒體的“話題熱度標簽”。
大學是一個社會的學術和思想高地,安靜地走近,安靜地路過,安靜地凝視,安靜地聽課,帶著對知識的敬畏。管理好自己的腳步,這種公眾友好度下,大學校園也才會表現出更大的開放。
這就是友好協商的大學校園開放。
(來源:央視網微信公號)